在符号学中，文本一词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。最窄的意义，与中文的“文本”相近，指的是文字文本。文字文本，有个空间和语义的限定，甚至不包括注解，标题，序言，出版信息等等。巴尔特与格雷马斯对文本符号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，但他们研究的“文本”基本上是最窄概念，即文字文本。例如巴尔特在《图像修辞学》中问：“在图像之中、之下、之周围是否总有文本？”此处“文本”指的是文字。因此，必须根据上下文判别“文本”究竟是何义。
用比较宽的定义，文本是指任何文化产品，不管是印刷的，写作的，编辑出来的文化产品，从手稿档案，到唱片，绘画，乐谱，电影，化学公式等等人工符号构成的文本。而符号学中往往使用“文本”的最宽定义，巴赫金说：“文本是直接的现实（思维和经验的现实），在文本中，思维与规律可以独立地构成。没有文本，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。”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更宽的定义，文本就是“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” （Anything that can be interpreted）。这也就是皮尔斯对符号的规定“只有被解释成符号才是符号”，乌斯宾斯基是认为任何能表意的符号，都是文本。
难道绝对单个的符号也是文本？本书下面会谈到，绝对孤立的单个符号，无法表达意义。任何携带意义等待解释的符号，都是文本组合，因此，乌斯宾斯基和皮尔斯都是对的。洛特曼定义最为简明，反而可能是最合适的：文本就是“整体符号” (integral sign)。笔者认为，文本就是“有合一意义的符号组合”。
本书“导论”中，已经提出符号文本的底线定义。此处再列举一次，以利于下面的讨论。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，就是符号文本：
1.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。
2.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。
根据这个定义，文本要具有意义，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组成，更取决于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。接收者看到的文本，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，它不是物质的存在，而是意义传达构成的关系：文本使符号表意跨越时间空间的间隔，到达接收者的解释中，成为一个过程。
由于此过程，此符号组合就获得了“文本性”（textuality）。鲍德朗德认为：“文本性”包括以下七种品质：结构的整体性；概念的一贯性；发出的意向性；接收的“可接受性”；解释的情境性；文化的文本间性；文本本身的信息性。一口气列举“七性质”，无非是说，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当是单独的符号，而是符号文本。
上述标准的头一条“结构上的整体性”，是后面六条的保证。但后面的六条是否就能保证第一条呢？艾柯就提出过“伪组合”理论：某些“文本”的组合缺乏“整体性”，各部分之间关系不明。他举的例子是蒙德里安的线格画，以及勋伯格的十二音阶音乐。实际上，很多符号组合都让人怀疑是否有“整体性”：长轴山水切出一块难道不能形成单独文本？电影剪辑不是可以割出好几种版本？切裁后的照片比原幅照片整合性更多还是更少？六十年代一种实验戏剧，所谓“发生”戏剧（Happenings），没有预定情节，演到哪里算哪里，无始无终，有意取消文本的“整合性”，算不算文本？
笔者认为，文本的确必须有“合一性”，但是此合一性并非文本固有品格，而是接收者对符号表意的一种构筑方式：接收者在解释意义组合时，必须考虑发送者的意向（例如画家的画框范围），也必须考虑文化对体裁的规定性（例如绝句应当只有四句），但是最后他的解释需要把文本构成一个整体。例如：地理上的一整条线路构成他上路时考虑的文本，某个路标与周围的某些路况构成一个文本；如果他坚持读到底，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文本，如果他中止阅读的话，一个章节也可以构成一个文本。一首诗可以长达万行，可以只有一行，甚至一个字，只要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整体。说文本本身具有整体性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本章最后要指出的是：所有的符号表意，都需要文本来完成，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叙述文本。这点在本书“导论”中已经详细讨论过。
本文出自《广义叙述学》第四部分第一章“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”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。由于篇幅原因，引用注释请见原书。
编辑︱龚施菡
视觉︱欧阳言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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